在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荣誉室的橱窗里，一张泛黄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的老照片翻开了大连检察史的扉页，它以浓缩的瞬间将人们带入了半个多世纪前，那段共和国不能忘记的历史岁月。笔者曾有幸采访过照片上的主人公高正权老人，听他讲述了当年公诉日本战犯的前尘往事。
1950年夏天，旅大市检察署(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前身)正式成立，刚刚22岁的高正权幸运地成为了检察署的一名检察官，主要负责审查起诉相关案件工作。
1954年初，高正权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北京某部门报到。在他赶往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将参加侦查审理日本战犯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到，自日本投降以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中国和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在侵略中国战争中和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犯有战争罪行的重要日本战犯进行审理。为了处理重要日本战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调查他们的战争罪行，并从全国各地的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抽调精兵开展工作。
当时和高正权一同来到北京的，除了公检法的同仁外，还有几百名的翻译人员。
高正权在北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东北日本战犯管理所所在地抚顺，开始了调查整理日本战犯战争罪行的工作。由于此时离日本投降的时间已经较长，一些重要的证据已很难查找，高正权所在的侦讯组为了取得确凿的证据，多次到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地，搜集了大量的文字、照片以及一些电影胶片等历史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对日本战犯的侦讯提纲。
侦讯组在刚开始进行提审时，很多战犯因为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侵蚀很深，情绪很激动，气焰也很嚣张，理直气壮地陈述着他们的歪理邪说，认为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护满洲国社会治安做出的无私举动。还有的战犯认为，中国的国土太大，而日本的资源太少，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是为了日本的生存而战。侦讯组根据上级要求，首先开始了对日本战犯认罪服法的教育活动，他们不厌其烦地同每个战犯谈心，讲政策、讲国际准则、讲他们的侵略事实，并拿出一份份惨不忍睹的资料证据让他们看，终于使一些战犯良心受到了谴责并低下了头。不久，很多战犯不但自己认了罪，还主动检举揭发其他日本战犯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罪行。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艰苦努力，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基本结束，侦讯组开始了进行公诉的准备工作。
195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犯有各种罪行的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武部六藏等45名战争罪犯，分4个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同年6至7月间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对这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理。
高正权参与了第4个案件的公诉，那是在沈阳对在满洲国充当行政官吏、警察等28名日本战犯的审判。高正权说，当时，对这28名日本战犯的诉讼阵容较为强大，公诉人员由10名检察官组成，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三庭庭长、东北工作团主任、首席检察官李甫山任主诉检察官。旁听席上坐满了来自东北各省、市的机关团体代表。
在法庭上，由于公诉机关掌握了大量的确凿证据，大部分日本战犯都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但仍有个别战犯企图为减轻自己的罪行而狡辩。高正权清楚地记得，一个叫斋腾美夫的宪兵司令曾亲自下令屠杀过抗日志士，但在法庭上他却坚持说，这个屠杀令不是自己下达的，而是关东军司令部批准的。检察官当即出示证据后，他又说记不清了。在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质证后，他才承认了罪行。还有一个叫勾口加夫的，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公诉方找不到证明他有罪的证据，在法庭上既不开口回答问题也不认罪，当检察官们拿出一系列证据证明他曾亲自下达命令处决两名抗日人士时，他终于耷拉下了脑袋。
那次的审判庭开了很长时间，但一共开了多少天，高正权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次的庭开得很艰难，为了让日本战犯逃脱不了正义的裁决，他们每天都高度紧张，一个细节不漏地陈述战犯们的罪行，向他们质证，并针对他们的狡辩及时拿出证据回击……高正权还记得，那次审判既辛酸又欣慰：当他们代表中国人民控诉日本战犯的一桩桩法西斯罪行时，旁听席上不时传出哭泣声，人们为死去的苦难同胞痛心难过；当他们用事实和证据让这些战犯们最终不得不低头认罪时，旁听席上的人们为正义最终得到伸张而感到欣慰。
1956年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的审理全部完毕，经过合议庭评议，分别对各战犯判处8到20年的有期徒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审理主要日本战犯的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好的战犯予以从宽处理，对1017名战犯宣布免予起诉。日本侵略旅大期间的战犯，前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特高课长潮海辰亥、前关东地方法院检察局检察官田中魁、前日寇旅大水上警察署巡查部长清古秀松等被告，同其他351名战犯于1956年8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中国政府对这批战犯的宽大处理使他们很受感动。他们坚决表示要接受过去的惨痛历史教训，坚决反对战争。至此，我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也全面结束。
在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荣誉室的橱窗里，一张泛黄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的老照片翻开了大连检察史的扉页，它以浓缩的瞬间将人们带入了半个多世纪前，那段共和国不能忘记的历史岁月。笔者曾有幸采访过照片上的主人公高正权老人，听他讲述了当年公诉日本战犯的前尘往事。
1950年夏天，旅大市检察署(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前身)正式成立，刚刚22岁的高正权幸运地成为了检察署的一名检察官，主要负责审查起诉相关案件工作。
1954年初，高正权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北京某部门报到。在他赶往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将参加侦查审理日本战犯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到，自日本投降以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中国和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在侵略中国战争中和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犯有战争罪行的重要日本战犯进行审理。为了处理重要日本战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调查他们的战争罪行，并从全国各地的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抽调精兵开展工作。
当时和高正权一同来到北京的，除了公检法的同仁外，还有几百名的翻译人员。
高正权在北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东北日本战犯管理所所在地抚顺，开始了调查整理日本战犯战争罪行的工作。由于此时离日本投降的时间已经较长，一些重要的证据已很难查找，高正权所在的侦讯组为了取得确凿的证据，多次到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地，搜集了大量的文字、照片以及一些电影胶片等历史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对日本战犯的侦讯提纲。
侦讯组在刚开始进行提审时，很多战犯因为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侵蚀很深，情绪很激动，气焰也很嚣张，理直气壮地陈述着他们的歪理邪说，认为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护满洲国社会治安做出的无私举动。还有的战犯认为，中国的国土太大，而日本的资源太少，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是为了日本的生存而战。侦讯组根据上级要求，首先开始了对日本战犯认罪服法的教育活动，他们不厌其烦地同每个战犯谈心，讲政策、讲国际准则、讲他们的侵略事实，并拿出一份份惨不忍睹的资料证据让他们看，终于使一些战犯良心受到了谴责并低下了头。不久，很多战犯不但自己认了罪，还主动检举揭发其他日本战犯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罪行。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艰苦努力，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基本结束，侦讯组开始了进行公诉的准备工作。
195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犯有各种罪行的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武部六藏等45名战争罪犯，分4个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同年6至7月间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对这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理。
高正权参与了第4个案件的公诉，那是在沈阳对在满洲国充当行政官吏、警察等28名日本战犯的审判。高正权说，当时，对这28名日本战犯的诉讼阵容较为强大，公诉人员由10名检察官组成，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三庭庭长、东北工作团主任、首席检察官李甫山任主诉检察官。旁听席上坐满了来自东北各省、市的机关团体代表。
在法庭上，由于公诉机关掌握了大量的确凿证据，大部分日本战犯都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但仍有个别战犯企图为减轻自己的罪行而狡辩。高正权清楚地记得，一个叫斋腾美夫的宪兵司令曾亲自下令屠杀过抗日志士，但在法庭上他却坚持说，这个屠杀令不是自己下达的，而是关东军司令部批准的。检察官当即出示证据后，他又说记不清了。在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质证后，他才承认了罪行。还有一个叫勾口加夫的，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公诉方找不到证明他有罪的证据，在法庭上既不开口回答问题也不认罪，当检察官们拿出一系列证据证明他曾亲自下达命令处决两名抗日人士时，他终于耷拉下了脑袋。
那次的审判庭开了很长时间，但一共开了多少天，高正权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次的庭开得很艰难，为了让日本战犯逃脱不了正义的裁决，他们每天都高度紧张，一个细节不漏地陈述战犯们的罪行，向他们质证，并针对他们的狡辩及时拿出证据回击……高正权还记得，那次审判既辛酸又欣慰：当他们代表中国人民控诉日本战犯的一桩桩法西斯罪行时，旁听席上不时传出哭泣声，人们为死去的苦难同胞痛心难过；当他们用事实和证据让这些战犯们最终不得不低头认罪时，旁听席上的人们为正义最终得到伸张而感到欣慰。
1956年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的审理全部完毕，经过合议庭评议，分别对各战犯判处8到20年的有期徒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审理主要日本战犯的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好的战犯予以从宽处理，对1017名战犯宣布免予起诉。日本侵略旅大期间的战犯，前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特高课长潮海辰亥、前关东地方法院检察局检察官田中魁、前日寇旅大水上警察署巡查部长清古秀松等被告，同其他351名战犯于1956年8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中国政府对这批战犯的宽大处理使他们很受感动。他们坚决表示要接受过去的惨痛历史教训，坚决反对战争。至此，我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也全面结束。
